十八、西魏取江陵
西魏的实力几年间迅速增强,固然托了侯景之乱的福,但宇文泰在国内如火如荼的军事与文化改革,才是最关键的因素。吕思勉先生评价说:“从来北狄入中国者,其能否有成,恒视其能否通知中国之情形。以此言之,则尔朱荣不如高欢,高欢又不如宇文泰……(宇文)泰颇知治体。”
西魏的府兵制从河桥邙山之战后开始建立,到文帝大统十六年(公元550年),已经基本成型。此时的府兵制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六柱国体系,六名柱国大将军依次是:李虎、李弼、独孤信、赵贵、于谨和侯莫陈崇。
西魏所封的柱国一共有八个,另外两名是宇文泰自己和西魏宗室、孝文帝的侄子元欣,宇文泰总揽大权,位居众人之上,而元欣的柱国身份,更多的是对宗室的安抚,基本上是个虚职,没有多少实权,也没有资格统领军队。六柱国的实权,是直接都督两名大将军。大将军的战功与资历仅次于柱国,包括达奚武、李远、杨忠等十二名屡次跟随宇文泰出征的将领,这批人的实战经验也是相当丰富的。每名大将军手下再统领两名开府,开府就可以直接对士兵发号施令了,府兵的“府”,便源于开府。
这么一个自上而下的军事结构,是通过广募豪强、扩整乡兵组织起来的,如何才能够有效地维系呢?宇文泰的措施是:一、改郡望;二、改姓氏;三、物质的赏赐。
孝文帝迁都,将鲜卑大族的籍贯一律改为河南洛阳;原本世居北方的汉族门阀,又各有各的郡望。于是宇文泰就得面对一个大问题,手下的大部分将领乃至士兵都不是关中本地人,而是五湖四海的大杂烩。中国人一向讲究归葬故里,客居他乡久了,不免会有这样那样的想法。宇文泰下令,凡是纳入府兵系统的有功将领,以宗族为单位,统一改变籍贯郡望。一般的原则是,你目前在什么地方效力,籍贯就改成什么地方人。鲜卑人本来就对自己的洛阳籍贯没什么感情,再改到关中也不会太在意,而改变籍贯的汉人多数功勋卓著,这更是成了一种荣耀。将士们做了关中人,向心力得以加强。
改完郡望,宇文泰又在府兵将领中逐步推行改姓氏的政策,以消除各方人士的差异。孝文帝是改鲜卑复姓为汉族单姓,宇文泰以鲜卑人为主体建军,就要反其道而行:对于鲜卑人,恢复原来的复姓,比如于谨,就改回原名,叫勿忸于谨;对于汉族将领,以赐姓的方式把单姓改成两字或三字的鲜卑复姓,比如柱国中的李虎,改叫大野虎,李弼,改叫徒河弼,赵贵,改叫乙弗贵。与孝文帝的改姓不同,宇文泰的改姓是出于军事目的,而非文化目的。赐姓的将军手下统领的军人,也统一跟着改姓。如此一来,并肩作战的将士们不仅都是本地人,而且还是一家人,彼此的认同感也提高了。
光改郡望和姓氏还不够,最终得靠物质和财富的激励来巩固府兵制度。宇文泰对立功将领的赏赐极其丰厚,包括农田、奴仆、牲畜、财物,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农田,有了田地的将领,就是关中豪族。关中豪族在本地生根发芽,一个影响隋唐统治一百多年的关陇贵族集团应运而生。因此,宇文泰的军事改革,在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,不容忽视。
府兵制刚刚成型,就发生了波折。身为六柱国之首的李虎,于大统十七年(公元551年)去世。
按理说,必须有人递补柱国的位置,以保持六柱国的规模。朝中商议,由平定汉中的大将军达奚武来顶这个缺。但是达奚武固辞不受,举荐了另一个人选——义阳王元子孝。宇文泰接受达奚武的建议,把柱国大将军的头衔授给了元子孝。
元子孝与元欣一样,是西魏的宗室,身为柱国,徒有虚名。经过此次人事变动,宇文泰对府兵有了更大的直接掌控权,这引起了皇族的忌恨。
西魏文帝与李虎同年去世,文帝心甘情愿放权给宇文泰,得以善终,算是魏国末年唯一自然死亡的傀儡皇帝。继位的太子元钦远没有父亲那么听话,皇族与宇文氏的矛盾很快升温,元钦继位的第三年(公元553年),尚书元烈谋害宇文泰,意图夺回皇权,计划败露,被宇文泰诛杀。
元钦愈发不满,对宇文泰怨言不断。宇文泰安插在皇帝身边的耳目一通报,宇文泰也不含糊,直接把元钦废了,立他的弟弟元廓为皇帝,并且干脆把皇族的姓也改回拓跋。拓跋廓就是西魏的最后一位皇帝,魏恭帝。
宇文泰又改依周代的制度,取消魏帝的年号,称元年。他参考记录周代官制的《周礼》,改“品”为“命”(一品即九命),继而搬用周代六卿的官名:天官冢宰、地官司徒、春官宗伯、夏官司马、秋官司寇、冬官司空(六官的职权,大体上分别对应隋唐的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),宇文泰自任大冢宰,其余柱国分担各官。这项制度,宇文泰让苏绰拟筹了好多年,苏绰病逝,又由尚书右仆射卢辩接班完成。周制表面上是官名的变动,实质上确立了西魏独特的文化体系。
整顿好内部,宇文泰便于魏恭帝元年(公元554年)十月,命于谨、宇文护、杨忠统率五万精兵讨伐江陵的梁元帝。
于谨料到梁元帝多疑少谋,肯定会坐以待毙。他在襄阳与萧詧的军队会合,长驱扑向江陵。
火烧眉毛了,梁元帝却还沉浸在坐稳皇位的幸福之中。他素爱道家思想,兴致甚高,升殿大讲《道德经》,听众云集。边境战报传来,手下大臣们认为梁、魏修好,不可能凭空有军事行动。梁元帝深感有理,不做军备,继续讲经。等到魏军兵临汉水,梁元帝才意识到军情紧急,征调远在建康的王僧辩,一切都太晚了。
于谨指挥大军渡过汉水,分派宇文护和杨忠率领精骑兵抄小路占据江陵南面的江津,堵住梁军渡江的后路。然后,魏军在江陵四周筑起长围,百道攻城。
梁军奋力抵抗,可是江陵守兵太少,援军又过不来。守城主将胡僧祐不幸中箭阵亡,外城被攻破。梁元帝无心再守,向魏军献上人质投降。
令人愤怒的是,梁元帝在投降前,命舍人高善宝把平生收藏的十四万卷古今书籍付之一炬。(这些书大多是手抄本珍卷,不少是孤本,梁元帝就这么给烧了。他自以为读书万卷,乃至失败。我看,读书读成梁元帝这样,也真是活该失败。只是这把火对于中国文化造成的损失,我们后人已无法估量了。)
梁元帝想要自焚,被左右宫女拉住。有人劝梁元帝突围逃往江南,梁元帝身体肥胖,行动不便,放弃了逃跑的机会。他换上白衣、跨上白马,出江陵东门投降,一路上长吁短叹:“萧世诚落得如此下场!”(梁元帝字世诚)
于谨没有放梁元帝一条生路,他使出损招,把梁元帝转交到萧詧手里。萧詧想起兄长萧誉之仇,气不打一处来,上去就是一通殴打辱骂。发泄折磨够了,萧詧命人用大土袋压死了梁元帝(梁元帝的死法竟和简文帝一样,可叹梁国几代君主,没一个死得像样的)。
梁元帝一死,于谨把萧詧安置在江陵,派专人“看护”,萧詧原先的封地襄阳则被西魏吞并。于谨没抢着梁元帝的书籍,就把江陵的文士、珍宝、仪器(比如刘宋时代的浑天仪、梁代的铜晷表等等)集中起来带往长安,并从江陵百姓中挑选十万男女分赏三军为奴婢,身残体弱的统统杀死。北朝的经济文化又一次获得了巨大提升,而南朝文化遭受严重洗劫,从此一蹶不振。
萧詧眼看苦心经营多年的襄阳转眼间换成一座空荡荡的江陵城,后悔也没用了,家事国事到了这地步,只好老老实实当他的傀儡。不久,萧詧称帝,定都江陵,以梁国正统自居,管辖范围限于江陵方圆三百里的一州之地,奉西魏-北周为正朔,历史上称这个巴掌大的附庸国为西梁或后梁(需要提请注意的是,萧詧的后梁与五代朱温建立的后梁,没有任何联系)。
西魏尽取梁、益、雍、荆,版图几乎扩大了一倍,由三国中最小的一国,一跃成为面积最大的国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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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魏的府兵制从河桥邙山之战后开始建立,到文帝大统十六年(公元550年),已经基本成型。此时的府兵制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六柱国体系,六名柱国大将军依次是:李虎、李弼、独孤信、赵贵、于谨和侯莫陈崇。
西魏所封的柱国一共有八个,另外两名是宇文泰自己和西魏宗室、孝文帝的侄子元欣,宇文泰总揽大权,位居众人之上,而元欣的柱国身份,更多的是对宗室的安抚,基本上是个虚职,没有多少实权,也没有资格统领军队。六柱国的实权,是直接都督两名大将军。大将军的战功与资历仅次于柱国,包括达奚武、李远、杨忠等十二名屡次跟随宇文泰出征的将领,这批人的实战经验也是相当丰富的。每名大将军手下再统领两名开府,开府就可以直接对士兵发号施令了,府兵的“府”,便源于开府。
这么一个自上而下的军事结构,是通过广募豪强、扩整乡兵组织起来的,如何才能够有效地维系呢?宇文泰的措施是:一、改郡望;二、改姓氏;三、物质的赏赐。
孝文帝迁都,将鲜卑大族的籍贯一律改为河南洛阳;原本世居北方的汉族门阀,又各有各的郡望。于是宇文泰就得面对一个大问题,手下的大部分将领乃至士兵都不是关中本地人,而是五湖四海的大杂烩。中国人一向讲究归葬故里,客居他乡久了,不免会有这样那样的想法。宇文泰下令,凡是纳入府兵系统的有功将领,以宗族为单位,统一改变籍贯郡望。一般的原则是,你目前在什么地方效力,籍贯就改成什么地方人。鲜卑人本来就对自己的洛阳籍贯没什么感情,再改到关中也不会太在意,而改变籍贯的汉人多数功勋卓著,这更是成了一种荣耀。将士们做了关中人,向心力得以加强。
改完郡望,宇文泰又在府兵将领中逐步推行改姓氏的政策,以消除各方人士的差异。孝文帝是改鲜卑复姓为汉族单姓,宇文泰以鲜卑人为主体建军,就要反其道而行:对于鲜卑人,恢复原来的复姓,比如于谨,就改回原名,叫勿忸于谨;对于汉族将领,以赐姓的方式把单姓改成两字或三字的鲜卑复姓,比如柱国中的李虎,改叫大野虎,李弼,改叫徒河弼,赵贵,改叫乙弗贵。与孝文帝的改姓不同,宇文泰的改姓是出于军事目的,而非文化目的。赐姓的将军手下统领的军人,也统一跟着改姓。如此一来,并肩作战的将士们不仅都是本地人,而且还是一家人,彼此的认同感也提高了。
光改郡望和姓氏还不够,最终得靠物质和财富的激励来巩固府兵制度。宇文泰对立功将领的赏赐极其丰厚,包括农田、奴仆、牲畜、财物,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农田,有了田地的将领,就是关中豪族。关中豪族在本地生根发芽,一个影响隋唐统治一百多年的关陇贵族集团应运而生。因此,宇文泰的军事改革,在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,不容忽视。
府兵制刚刚成型,就发生了波折。身为六柱国之首的李虎,于大统十七年(公元551年)去世。
按理说,必须有人递补柱国的位置,以保持六柱国的规模。朝中商议,由平定汉中的大将军达奚武来顶这个缺。但是达奚武固辞不受,举荐了另一个人选——义阳王元子孝。宇文泰接受达奚武的建议,把柱国大将军的头衔授给了元子孝。
元子孝与元欣一样,是西魏的宗室,身为柱国,徒有虚名。经过此次人事变动,宇文泰对府兵有了更大的直接掌控权,这引起了皇族的忌恨。
西魏文帝与李虎同年去世,文帝心甘情愿放权给宇文泰,得以善终,算是魏国末年唯一自然死亡的傀儡皇帝。继位的太子元钦远没有父亲那么听话,皇族与宇文氏的矛盾很快升温,元钦继位的第三年(公元553年),尚书元烈谋害宇文泰,意图夺回皇权,计划败露,被宇文泰诛杀。
元钦愈发不满,对宇文泰怨言不断。宇文泰安插在皇帝身边的耳目一通报,宇文泰也不含糊,直接把元钦废了,立他的弟弟元廓为皇帝,并且干脆把皇族的姓也改回拓跋。拓跋廓就是西魏的最后一位皇帝,魏恭帝。
宇文泰又改依周代的制度,取消魏帝的年号,称元年。他参考记录周代官制的《周礼》,改“品”为“命”(一品即九命),继而搬用周代六卿的官名:天官冢宰、地官司徒、春官宗伯、夏官司马、秋官司寇、冬官司空(六官的职权,大体上分别对应隋唐的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),宇文泰自任大冢宰,其余柱国分担各官。这项制度,宇文泰让苏绰拟筹了好多年,苏绰病逝,又由尚书右仆射卢辩接班完成。周制表面上是官名的变动,实质上确立了西魏独特的文化体系。
整顿好内部,宇文泰便于魏恭帝元年(公元554年)十月,命于谨、宇文护、杨忠统率五万精兵讨伐江陵的梁元帝。
于谨料到梁元帝多疑少谋,肯定会坐以待毙。他在襄阳与萧詧的军队会合,长驱扑向江陵。
火烧眉毛了,梁元帝却还沉浸在坐稳皇位的幸福之中。他素爱道家思想,兴致甚高,升殿大讲《道德经》,听众云集。边境战报传来,手下大臣们认为梁、魏修好,不可能凭空有军事行动。梁元帝深感有理,不做军备,继续讲经。等到魏军兵临汉水,梁元帝才意识到军情紧急,征调远在建康的王僧辩,一切都太晚了。
于谨指挥大军渡过汉水,分派宇文护和杨忠率领精骑兵抄小路占据江陵南面的江津,堵住梁军渡江的后路。然后,魏军在江陵四周筑起长围,百道攻城。
梁军奋力抵抗,可是江陵守兵太少,援军又过不来。守城主将胡僧祐不幸中箭阵亡,外城被攻破。梁元帝无心再守,向魏军献上人质投降。
令人愤怒的是,梁元帝在投降前,命舍人高善宝把平生收藏的十四万卷古今书籍付之一炬。(这些书大多是手抄本珍卷,不少是孤本,梁元帝就这么给烧了。他自以为读书万卷,乃至失败。我看,读书读成梁元帝这样,也真是活该失败。只是这把火对于中国文化造成的损失,我们后人已无法估量了。)
梁元帝想要自焚,被左右宫女拉住。有人劝梁元帝突围逃往江南,梁元帝身体肥胖,行动不便,放弃了逃跑的机会。他换上白衣、跨上白马,出江陵东门投降,一路上长吁短叹:“萧世诚落得如此下场!”(梁元帝字世诚)
于谨没有放梁元帝一条生路,他使出损招,把梁元帝转交到萧詧手里。萧詧想起兄长萧誉之仇,气不打一处来,上去就是一通殴打辱骂。发泄折磨够了,萧詧命人用大土袋压死了梁元帝(梁元帝的死法竟和简文帝一样,可叹梁国几代君主,没一个死得像样的)。
梁元帝一死,于谨把萧詧安置在江陵,派专人“看护”,萧詧原先的封地襄阳则被西魏吞并。于谨没抢着梁元帝的书籍,就把江陵的文士、珍宝、仪器(比如刘宋时代的浑天仪、梁代的铜晷表等等)集中起来带往长安,并从江陵百姓中挑选十万男女分赏三军为奴婢,身残体弱的统统杀死。北朝的经济文化又一次获得了巨大提升,而南朝文化遭受严重洗劫,从此一蹶不振。
萧詧眼看苦心经营多年的襄阳转眼间换成一座空荡荡的江陵城,后悔也没用了,家事国事到了这地步,只好老老实实当他的傀儡。不久,萧詧称帝,定都江陵,以梁国正统自居,管辖范围限于江陵方圆三百里的一州之地,奉西魏-北周为正朔,历史上称这个巴掌大的附庸国为西梁或后梁(需要提请注意的是,萧詧的后梁与五代朱温建立的后梁,没有任何联系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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